其实，陆红霞并不是第一个通过多次信息公开表达诉求的相对人，如一对父子因为举报相邻企业污染问题，向环保即相关行政机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总量达1436件，提起行政复议215件、行政诉讼24件。

[26]张千帆：《宪法实施的概念与路径》，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例如张千帆教授主张程序性实施和实质性实施的分类，后者相当于合宪性审查制度，前者却包括了立法实施、行政实施和按照宪法程序作出的司法实施的行为。

这对于实践的需要、宪法的变迁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它构成了我们现实运行的宪法秩序，而不仅仅只是宪法内涵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地方立法集中在了公共服务领域，尤其是《立法法》所明确界定的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而这些恰恰是社会主体较容易参与协作的领域。[50]我们将地方立法权扩张作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希望为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供制度平台。它包括有权强迫人们遵守的正式的制度和政体，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论述中，有将地方自治与地方行政、地方制度、地方政府视作同一概念，它们均系译自local self-government或local autonomy，只不过地方自治这个概念为日本所用并传至中国，因而被广为接受。

地方立法将有助于限制地方政府滥用权力，一定程度上避免在缺少法律依据时，地方政府权力得不到制约的问题。[28][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5页。[22] 总而言之，术语的变化与自然科学兴盛的时代关系密切。

[27] H.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Mit einem Anhang: Das Problem der Gerechtigkeit, 2. Aufl. 1967, Verlag Franz Deuticke Wien, S. 1. [28] 在纯粹法理第一版中，凯尔森强调应然作为法学的范畴，但在第二版中，则转向以归责为范畴建构规范认知体系，其关注的重心也从法规范转向法语句，参见H.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Einleitung in die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Problematik, 1. Aufl., Scientia Verlag Aalen 1994, S. 20ff.; H. Kelsen (Fn. 27), S. 79ff. [29] 关于法规范与法语句的关系参见H. Kelsen (Fn. 27), S. 73ff. [30] Kelsen, ebd., S. 348ff. [31] Kelsen, ebd., S. 349. [32] Kelsen, ebd., S. 353. [33] Kelsen, ebd., S. 20. [34] Kelsen, ebd., S. 352f. [35] R. Dreier (Fn. 20), S. 55f. [36] R. Dreier, ebd., S. 58.; H. – 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Bd. I: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6. Aufl., J. C. B. Mohr 1990, S. 9ff. [37] K. Larenz, über die Unentbehrlichkeit der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 Berlin 1966, S. 11. [38] 转引自[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德文版导言，第23页。简言之，宪法的功能在于，价值的输入（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以及价值的辐射（法律体系内部的统一性）。[36]在拉伦茨看来，如果将科学的概念仅仅狭隘地理解为独立于经验之前提的纯粹逻辑和数学，或者说自然科学，#8943;#8943;那么法学自然很难被视为是真正的科学，正如任何其它的社会科学一样。阿列克西因此将法教义学的工作总结为经验（现行实证法和相关司法裁判的描述）、分析（概念加工和法律体系的形成）与规范（法律适用）这三重维度。

改革之后的宪法变迁具有国家推动与社会内在驱动的双重性质：国家通过政策推动改革，激发了社会转型的内在驱动力，反过来又进一步促动了国家政策的改变和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林来梵将法学固有的思考方法定位于规范法学的方法。

二是宪法教义学能否解决终极的价值判断难题。上述因素导致在中国目前关于法学方法的讨论中，存在两种各执一端的观点：一种观点坚持认为法学有其自身赖以安身立命的方法。[51]然而，实证法的编纂使得立法层面的学术影响逐渐减弱。[98] 很遗憾的是，本文无力回答宪法中的价值判断究竟来自于何处这一终极理性问题。

如果说自然科学是通过逻辑思维认识世界，那么社会科学就需要通过理解、体验和价值来认识人类活动并指引人类行为。[13] F. Hubert, Dogma, Dogmen, Dogmatik: Eine Untersuchung zur Begründung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einer theologischen Disziplin von der Reformation bis zur Spätaufklärung, LIT Verlag, Münster 2001, S. 13. [14] 不过也有学者考证，法教义学继受神学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误解：教义学这一概念的意义最先在医学领域得以奠定，之后才过渡至法学，法律人从医学上采用的经验科学之科学理论中将教义学的概念接收过来。这一范式转变也与时代转型密切相关。不仅社会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转型剧烈，改革之后，中国迅速成为经济效率至上的国家，国企改制、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等等，都需要将经济效率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经济标准不可避免要对全社会产生辐射影响，但同样也应适度对之加以限缩，防止经济标准的无度扩张。

宪法因涉及对立法的审查，势必要对立法决定的后果进行评估。[63]所以，在今天的社会情势下，法教义学的任务不在于发现唯一正解，也不在于建构确定性的规范解释方案，而在于保证概念形成中的抽象程度，将可能性涵括进来，并在可能性的范畴内进行关系定位，即从不同的可能性之前提出发得出相应的法律后果。

[71]本文则尝试将宪法变迁视为宪法解释的基础，建立起宪法变迁与宪法解释之间互为因果、交互影响的关系，解决转型中国社会发展（改革）与恪守宪法（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困扰学界的良性违宪难题。[62]一方面，法律规范的适用前提与适用范围可以通过法教义学以抽象的、类型化的方式得以确定，这一过程确定了规范意义的辐射半径，确定了可能性的范围，这一规范解释的过程存在着偶然性。

事实与规范的方法论二元主义是否仍然适用。由于宪法的功能之一在于将社会中的价值通过宪法转换到法律系统中，从而成为沟通法律系统和社会其它系统（环境）的桥梁，这一转换过程就在时间层面上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视域：过去与未来。（三）宪法教义学的功能定位：整合安定性与后果考量 在法教义学转向的背景下，知识体系与价值判断的二重性可以导引出宪法教义学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定位。[24]概念法学试图建构一个类似于自动售货机一样的概念体系，将所有的现实都纳入概念当中，构成一个逻辑涵摄的概念金字塔。[49] 实际上，法学区分两种体系的做法其来有自。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价值统合或者说存在先定的统一价值前提的社会，而是社会逐渐分化为各种不同的功能，由不同的社会子系统承担，这一过程就是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过程。

沈岿：《因开放、反思而合法——探索中国公法变迁的规范性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放眼到全社会领域，理性的道德判断、经济决定等也都相应地保留给道德系统、经济系统。

为了既维系法律系统的封闭性又保持法律系统不至于完全与社会脱节，就需要建构与社会相适的法律概念。法律实证主义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失败意味着正当性对合法性的胜利，其背后深层的政治动因则是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政治哲学、现代性的技术世界观在魏玛时期的全面失败，魏玛时期国家法领域的正当性探讨是对现代性危机的一次全面回应，[57]是实体化的民族精神、政治决断和政治意志的胜利。

人们开始探讨什么是人民的意志，而传统的法学实证主义则逐渐被贴上僵化、保守、反现实的标签。[76] E. – W. Böckenförde, Anmerkungen zum Begriff Verfassungswandel, in: ders., Staat, Nation, Europa. Studien zur Staatslehre, Verfassungstheorie und Rechtsphilosophie,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9, S. 143f. [77] 关于事物之本质可参见A. Kaufmann, Analogie und Natur der Sache –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Lehre vom Typus, 2. Aufl. 1982; 前引4，李忠夏文。

[85] 参见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第936页。在法律系统内部，实证的宪法规范成为超越法律之法，通过宪法，法律系统能够抵御议会政治的直接渗透。[41]法学既不纯粹探讨价值（法哲学的任务）也不纯粹探讨事实（社会学的任务），而是探讨与价值关涉的现实。亚里士多德将立法、司法和法律建议统统归入后者。

杜强强：《法学方法与我国宪法学研究的转型》，《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这种定位于未来的视域，是为了在未来达成某种后果而定位今天的行动，也就是通过引入后果考量进行价值判断。

前者属于理性的范畴，坚持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方法论二元主义，后者则属于智性范畴，认为事实与价值（规范）是融合的，无法截然分开。[31]凯尔森进一步区分了正式解释与非正式解释。

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后者则对价值和有效性理论更感兴趣，因此致力于寻求适当的方法，以探讨处于经验世界和规范世界之间的文化现象的有效性和意义结构。

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39] A. Kaufmann, Die Rechtsphilosophie in der Nach-Neuzeit, 2. Aufl., Heidelberg 1992, S. 16ff. [40] G.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3. Aufl., 1932, in: ders., Gesamtausgabe, Bd. 2, A. Kaufmann (Hrsg.), Heidelberg 1993, S. 227, S. 255. [41] Radbruch, ebd., S. 251. [42] 这里需解决的问题是，目的论的考量是不是将利益等事实成分作为法律判断的来源，正如拉班德所敏锐强调的，是否目的存在于教义性法律概念的‘彼岸，并因此只能落入社会理论的范围，或者是否这里涉及到元法律的-社会的要素植入到法律的概念形成之中。[53] 在探寻价值判断的道路上，上述理论不仅试图为个案的价值判断提供依据，还试图为整个法律体系寻找正当性基础，在合法性对抗正当性的博弈中，合法性最终让位于正当性，并导致了法学自主性的流失，这尤其体现在上世纪20年代魏玛时期的宪法和国家法领域。中国立宪之路一直有富强为体、宪政为用的色彩。

中国法学方法论中存在的争论表明，将教义与现实简单对立起来的做法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没有任何解释是完全没有现实性的，同样，没有任何现实是完全没有经过解释加工的。[92] 前引5，谢海定文，第89页下。

纳入到具体法规范之下。拉斯克（Lask）主张在这一过程中需融入目的论的考量，[42]从而通过目的论上的转换[43]将生活事实纳入到法律规范的概念谱系中并赋予其价值意涵。

[91]谢海定看到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背后关涉到的是基本预设、法学知识科学性与法学知识自主性方面的差异，以及在根本上涉及对法治实践及道路的不同理解和偏好，并强调在反思各自问题基础上加强知识合作的必要性。在这一脉络下，对宪法具体条款的解释如果不能掌握中国宪法变迁的脉络，则无法作出一个与社会相适的宪法解释，比如对于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和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制的解读，如果仅局限于文义、目的或制宪原意，则无法把握宪法变迁背景下这些概念内涵的变化。